由于整个世界过于庞大和复杂，我们很容易有一种倾向：把局部经验当成全局经验，以致于我们经常性地因果倒置。

譬如，对于经济增长，有的人认为来自地产的蓬勃向上，有的人认为来自政府债务的扩张，有的人则认为来自人口和个人消费倾向的增加。事实上，这些说法都混淆了因果，经济增长是因，这些表征是其自然结果。

【资料图】

在思考此类问题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注意一个硬的逻辑约束，熵增原理。

对于一个封闭的经济体系，其经济上行的动力只有两种可能性：1. 技术自发进步；2. 外部输入。

也就是说，脱离了技术进步，你无法讨论经济增长问题；另一方面，技术进步所带来的经济增长，一定会带来人口迁入、资本开支增加、债务膨胀和楼市上涨等伴生现象。下雨了，路面会湿；但你不能把路面喷湿了来求雨。

地产的大循环和小循环

对于地产，我们也一直有一个根深蒂固的错觉，认为地产是拉动经济的手段。

事实上，这只是一种因果倒置的错觉，真实的情况是：屋子里的大象X让经济增长了，地产景气是它的一个自然结果；我们需要小心处理的是其背后的分配公平问题。

如上图所示，假设一个地区只玩本地房地产市场和人口的小循环模式，唯一的对外输出项是路口的加油站，这个地方的楼市起得来吗？即便起来，也是一个注定崩塌的庞氏游戏。

良性的模式是大循环模式，地方政府靠地产融资去支持核心产业，核心产业创造更多就业岗位以吸引更多人口，更多人口带来更加繁荣的房地产市场。

这种大循环才是可持续的，因为它靠核心产业加入了国内大循环和国际大循环，它依托的是一个开放系统。

分析某一地区的楼市，我们必须得把它放在一张大网中考虑其输入和输出项——对于某一城市的楼市，我们至少得着眼全国；对于整个中国的楼市，我们必须得着眼全球。

理解清楚这一点，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中国楼市总是与国内的进出口情况保持很强的相关性。

创新中心和全球产业安排

作为个体，我们容易被局部的经验所误导，我们会认为只要让本地和全球市场连接就可以发家致富。

事实上，这里有一个很核心的假设：本地的技术条件要低于外部。

诚然互通有无本身能带来一定的好处，但是，参与到更高技术水平的分工体系更为关键。对于全球而言，这是一个孤立的球体，经济的动能只能来自于技术的自发进步。因此，全球的创新中心、产业组织中心才是一切分析的起点。

道理很简单，没有创新，就没有负熵输入，就没有经济增长。

于是，我们就可以构造一个以创新为核心的全球体系，如下图所示：

一、蓝色的圆圈代表全球化体系；

二、每个点代表一个岗位，越靠近中心的位置，工作岗位越少，但收入越高；

三、不同国家之间是竞争关系，岗位就那么多，你的多了，我的就少了。

在这个框架之下，不同国家的命运不同：

A国很富裕，因为其牢牢占据中心附近的位置；

B国也不错，整个国家都在全球化体系内，也不算太靠外；

C国属于较差的情况，一部分参与全球化，一部分位于全球化体系之外，处于一个自给自足的状态，但它也间接受全球化的影响，剩余部分越靠近二阶中心的点收入越高。

贫富差距的问题

这个体系的核心拓扑结构是圆形，越靠近中心，收入越高，人数越少。

即便我们假设收入和产业中心距离保持线性关系，人群的收入分化也很大：

假设我们把收入分5档，那么，收入最高那一档，也只有4%的人口；但是，收入最低那一档，占到36%的人口。

问题出在哪里呢？出在产业的拓扑结构上：离产业中心越近，坑越少；一个萝卜一个坑。

在技术革命之前，各个国家之间博弈的就是圆盘上的那些坑。

我想坐下，就得有人站起来。

供给国和需求国的问题

在《供给国和需求国不同的逆周期策略》一文中，我们提出了两个概念：供给国和需求国。但是，在那篇文章中我们没给出二者的分工是怎么来的。这篇文章能给我们提供相应的分类工具。

如上图所示，每一个国家均有不参与全球分工的部分，在国际贸易上叫非可贸易部门，非可贸易部门的收入水平取决于本国参与全球化部门的收入水平。

不难发现，供给国和需求国的差异在于，参与全球化分工部门所处的位置，需求国A更靠内，供给国C更靠外。

从这个角度来看，你想成为消费国，想搞福利国家，并不是没有条件的，你得在国际分工中保持特别强的优势地位。

这跟一个家庭十分类似，得有家庭成员特别能挣，其他成员才能高消费。

我们的视角很局限，经常性地会把局部经验视为全局经验，所以，有可能天真地认为C国能照搬A国的经验。

还是那个问题，当C国的经济学家想要照抄A国的经验时，请抬头看看你家的顶梁柱是谁，谁最能挣钱。

供给国的周期问题

沿着这个框架继续往下走，我们会得出一系列十分丰富的推论。譬如，需求国解决贫富差距的必然手段——福利国家和大量的转移支付，代价是经常性的通胀。

然而，供给国就不敢这么做，一方面是他们没分那么多蛋糕，另一方面他们担心抬高人力成本，被别人挤下桌子。

此外，在供给国内，天然存在两个群体，一个群体深度参与全球化，收入水平较高，记为A阶层；另一个群体间接参与全球化，收入水平较低，记为B阶层。

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虽然A阶层收入高，但是，受周期性问题困扰十分严重；相反，虽然B阶层收入低，但是，几乎不受周期性问题扰动，因为他们本来就很自洽。

所以，供给国天然分为两个部分，一个部分受全球周期扰动大，另一个部分扰动没那么大。

面向中产的生意不是好生意，周期性太大；在这片土地上大多数人还是更在意性价比，下沉和降价才有活路。

事实上，我们都生活在信息茧房里，我们所看到的周期性问题，基本上都是以A阶层视角看到的——楼市的起伏，股市的起伏，商业周期的起伏等等。

所以，我们在寻求解的时候，不自觉地会去找向内的措施，然而，换个框架来看，解其实在外面。

如果向内求解，我们又会陷入那样的逻辑困境：假装拽着自己的头发能把自己拽起来。

结束语

当然，这篇文章更注重理论本身。他回答了一个特殊的问题：

如果全球产业体系以创新为核心，且满足特定的拓扑组织结构，它会展现出怎样的运行规律？

换套理论看世界，就跟换副眼镜看世界一样，说不定一下子看得更清晰了。

言必称自己薅自己头发，真有些荒诞。